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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主義、貧富分化與良性社會
發布日期:2017-05-24 字數:17082字 閱讀:10676次


一、中國人平均主義的意識源流及其社會影響

中國人的“平均主義”意識是源遠流長的。孔子就曾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治世思想。中華民族幾千年來承續著一種大度能容的“中庸”心理,主張縮小差距,擺平關系,總希望能維持一種社會財富分配基本均衡的狀態。我國封建社會中歷次農民起義的領袖也往往把“均”作為號召農民推翻剝削階級的口號。從王小波的“我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到鐘相、楊么的“均貧富、等貴賤”;從李自成的“均田免糧”,到太平天國的“有田同耕、有飯同吃”;從孫中山的“平均地權”到共產黨的“打土豪、分田地”;平均主義的吶喊聲此起彼伏。歷朝歷代的中國人對“殺富濟貧”都是歡呼雀躍、積極擁護的。

幾千年來,中國人都痛恨貧富不均。中國人的仇富心理由來已久。中國歷代文人們創作了成千上萬個情節各異而主題相同的故事:那就是富人怎樣為富不仁,最后遭到了懲罰;窮人怎樣與人為善,最后得到善報。這是中國人傳統觀念的深層結構中平均主義意識的曲折反映。中國人從小都是聽著這樣的故事長大的。

承襲著中國人幾千年來的這一傳統思維,從上世紀的20年代起,以毛澤東為首的第一代共產黨人代表“無產階級”的利益,即代表窮人的利益,高舉共產主義大旗,高呼消滅剝削階級和剝削制度的口號,浴血奮戰近30年,于上世紀40年代末在這塊土地上建立了新中國,進行了土地革命和對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實行了無產階級專政,沒收了地主的土地和資本家的工廠,把他們的財富收歸國有,在中國徹底埋葬了剝削階級和剝削制度,成功地實現了“化私為公”的無產階級革命目標。

這是在中國現代史上進行的第一次社會財富大洗牌。這可以看作是一次“平均主義”的歷史風暴。

新中國成立以后,開始了中國共產黨的第二個30年。上世紀的50年代、60年代、70年代這30年里,主要是鞏固第一個30年的“革命成果”。

建國初期,共產黨的農村政策主要是進行土地改革,接著是建立互助組、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土地改革就是沒收地主富農的土地再平均分給農民。公社化以后又追求“一大二公”,實行“一平二調”。所謂“一大二公”,就是人民公社的規模要大,公有化程度要高;所謂“一平二調”,就是平均分配生產資料和無償調撥物資。人民公社化運動,否認公社之間、公社內部的合作社之間及社員之間存在著既有的經濟差別,把原合作社集體所有的土地、農具等生產資料隨意無償調撥和分配,以實現生產資料占有的均衡化。同時把農民的房屋、農具、牲畜等都收歸集體所有,否認農民的私有財產權;同時,對農民的個人生活資料實行平均主義的分配方式。

成立集體食堂以后,更是到了平均主義頂峰階段,一個生產隊的社員同吃一鍋飯,每個家庭都沒有任何私有財產。解散集體食堂以后,農村開始實行了以生產隊為單位集體耕種土地、社員集體出勤、按出勤記工分、按工分分配生活資料的管理模式。這種模式似乎有“按勞分配”之意,但是由于社員的勞動工分工值過低,農民的收入仍然差距不大。在城市的工商界職工中,在全國的干部職工中,工資差別也微乎其微。加上實行生活物資供應的票證制,布票、糧票等票證的使用鞏固了平均主義的物資分配體制。所以這一時期仍然基本維持著“均貧”的狀態。

從土地改革到互助組,從初級社、高級社到人民公社,從實行“一大二公”“一平二調”到刮“共產風”,從成立集體食堂“吃大鍋飯”到“割資本主義尾巴”,我們都能看到平均主義思想在中國共產黨的兩個30年里的經濟活動中所占的主導地位。

要追溯中國人的平均主義思想根源,我認為應源于儒家的“中庸”思想。“中庸”思想的本意是:“去其兩端,取其中而用之。”中庸者,永守其中,常持其正也。“尚中”、“尚均”,是中庸的核心內涵。儒家贊揚“中庸”是最高的美德:“中庸之為德也, 其至矣乎!” “中庸”應用在人倫上,就是父慈子孝、兄良弟悌、長惠幼順、君仁臣忠這種上下協調的人際關系; “中庸”應用在政治上就是德刑并用,寬猛相濟,寬嚴適度的“維穩”心態;“中庸”應用在行為上就是不偏不倚、張弛有度的折衷主義態度;“中庸”表現在經濟要求上,就是平均主義意識。

客觀地分析平均主義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我們可以看到,它既有積極作用,也有消極影響。

每一個封建王朝的末期,往往都是貴族利益集團占有大量社會財富而社會底層極度貧困的貧富嚴重分化時期,這時往往就是社會矛盾和階級矛盾尖銳和激化時期,如果不加調整,就很有可能引起底層社會民眾的“造反”行動,甚至發生“改朝換代”的社會戰亂。而每一個封建王朝建立的初期,往往都要抑制貴族利益集團和豪強勢力,用適當的“劫富濟貧”來緩和階級矛盾和社會矛盾。由于平均主義主張縮小貧富差距,所以它有利于減少社會階層間的利益沖突,有利于化解階級仇恨,有利于緩和社會矛盾和階級矛盾,有利于鞏固社會的政治穩定。

平均主義意識對中國對社會也有明顯的消極影響。

平均主義容易使人只斤斤計較于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均而不重視社會財富的創造,所以它容易成為社會發展的一種惰性力量,從而窒息人們的致富欲望,壓抑人們創造財富的積極性,妨礙經濟體制中競爭機制的形成,抑制經濟發展的活力。

平均主義會養成人們不思進取、不愿拼搏的懶漢態度,又衍生出了中國人的嫉妒心理和仇富心態。總有一些人覺得,要窮天下人都窮,要富天下人都富,大家才能相安無事;我富了你比我更富,嫉妒心就油然而生。所以,平均主義思想也正是中國人得“紅眼病”的“遺傳基因”。這種平均主義意識給中國人的經濟生活和行為模式帶來了很多缺憾,它曾使我國在經濟發展的道路上顯得步履蹣跚。

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看,“不均”,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中普遍存在的現象。強求平均,既是違反自然規律的,也是違反社會規律的。人們只看到“平均”似乎顯得很“平等”,很“合理”,實際上,平均主義也是不平等、不合理的;人們只擔心“不均”會產生“剝削”,實際上, 平均主義本身也是一種剝削!而且是愚者剝削智者、懶者剝削勤者,那就更不合理了!我們應該認識到,在按勞分配的原則下社會財富分配的“適度不均”,往往能產生刺激效應,它能起到獎勤罰懶的積極作用,會形成經濟發展的動力機制。

在社會經濟秩序正常運行的條件下,個人收人差距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沒有物質上的貧富差別,很難設想會有真正的市場經濟。古人云:“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就是說,事物發展的不平衡是一個普遍規律。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后的30年里,我們吃“大鍋飯”吃得心理變態,人們的勞動積極性也受到壓抑,社會經濟活動缺乏應有的活力。大家干多干少一個樣,干好干壞一個樣,干與不干一個樣,勞動報酬都相差無幾。到了上世紀的70年代,這種平均主義的消極影響已經相當明顯,農業生產普遍出現了社員勞動積極性下降,農業生產效益在低水平徘徊等問題;國有企業職工的勞動缺乏主動性和創造性,工農業生產普遍出現了效率低下,經濟增長緩慢的局面。這是中國共產黨前兩個30年在經濟上實行平均主義所產生的負面效應的長期積累的結果。這不能不是一個沉痛的歷史教訓。

二、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貧富分化及其導致的社會危機

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三個30年,就是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和本世紀的前10年,這是“改革開放”的30年。這30年,以鄧小平為代表的第二代共產黨人又高喊著“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口號,在農村把集體土地重新分給農民,實行自主耕種,在城市對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進行所有制改造,提倡發展私營經濟,鼓勵發家致富。這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對激發人們的勞動積極性、對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都是必要的。

但是,由于這一時期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后,由于社會對公共權力缺乏有效的監督和制約,一些政界高官、國企高管及其親信便抓住這一“大好機遇”,政商勾結,把國有或集體所有的生產資料(土地、工廠、礦產資源),以“承包”“改制”“轉型”“收購”“兼并”等方式,動輒就把國家或集體的礦產資源或設備資產以低于實際價值十倍、幾十倍的價格買入,順手牽羊化為私有財富,裝進自己的腰包。在“市場化、自由化、私有化”為主體的“改革”中,為了推動市場經濟,加快私有化,將多年來勞動人民流血流汗積累的資產,以“改建重組”“關停并轉”“抓大放小”“民進國退”等名義進行改造,使大量國有資產化為流水,流到個人腰包中去了。他們利用我國市場經濟初期法制不健全和經濟政策漏洞大肆攫取非法利益,或貪污受賄,或欺行霸市,或強搶資源,或走私販私,或偷稅漏稅,或販毒販黃,這些瞬間爆發的新型權貴們肆無忌憚地大搞權錢交易。他們賣一頂官帽,就有幾十萬的收入!他們倒賣一個批文,就有幾百萬元的“利潤”!他們“兼并”一個國有企業,就有幾千萬元的利益!他們“收購”一個國有礦山,就有幾億元的外快!一夜之間,他們成了百萬富翁;一年之間,他們成了千萬富翁;10年之間,他們又成了億萬富翁!改革開放的短短30多年里,有成千上萬億的國有資產流入了高干子弟及其親信的腰包!一批依靠貪污受賄、損公肥私而迅速致富的富豪迅速崛起!中國的貧富分化之迅速、分化嚴重舉世驚嘆!

這第三個30年成績有目共睹:經濟高速發展,人民群眾的富裕程度大幅度提高,綜合國力迅速增強。但同時,這30年也是我國貧富嚴重分化的30年。這種嚴重的貧富分化實際上也是在中國現代史上進行的第二次社會財富大洗牌。

第二次財富大洗牌的過程,以“化公為私”逆襲了第一次財富大洗牌中的“化私為公”,第二次財富大洗牌的結果也以“貧富分化”逆襲了第一次財富大洗牌的“平均主義”。

中國社會財富的第二次洗牌帶來的災難性的后果有目共睹:嚴重的貧富分化;尖銳的社會矛盾;嚴重的階級對立;空前的社會道德的淪喪;資源過度開發;環境、空氣、水資源的嚴重污染。

我們看看中國新型富豪們的富裕程度吧:上海的一套房子賣到了1.5億元的天價,40多萬元一桌的黃金宴也在西安、深圳和廣州紛紛登場。標價1188萬的賓利轎車,在中國的銷量居世界第一。從1993年始,中國取代了美國,成為全球進口法國高檔葡萄酒的頭號市場。世界任何品牌的名車、名煙、名表、名酒、名牌服裝、名牌化妝品和高檔珠寶在中國的銷路都很好。中國大城市娛樂場所的豪華程度和消費水平絕不次于東京、巴黎、倫敦和紐約。

中國的不少高官們在大大小小的會議上手捧《鄧小平文選》,大談特談共產黨的宗旨,背地里卻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大肆侵吞國家和人民的財產。原沈陽市常務副市長馬向東、原重慶市委常委宣傳部長張宗海、原吉林市原交通局長蔡豪文等等一大批黨政高級干部在澳門豪賭,一夜會輸幾千萬甚至上億。原國土資源部部長田鳳山、原黑龍江省政協主席韓桂芝、原云南省委書記李嘉廷、原貴州省委書記劉方仁、原公安部副部長李紀周、原湖北省省長張國光等等也都擁有足夠他們兒孫花上幾千年的驚人財富。中國銀行哈爾濱分行河松街支行原行長高山,卷走10多億元人民幣逃到了加拿大!當地的媒體說他“富比王侯,情婦多達幾百,花錢瘋狂的程度無人能比,奢侈程度遠遠超出了人們的想象!”中國銀行廣東開平支行原行長許超凡把40億元轉移到美國、加拿大等國并順利出逃,在國外享受著極度奢侈糜爛的生活。包養的情婦,雇傭的打手、保鏢和廚師有幾百人之多。他去珠寶店為情婦購物,半天之內就花了500萬美元,當地人看得目瞪口呆。

一個還處于后發展地區的山西,近幾年私人擁有的賓利、悍馬、勞斯萊斯等頂級豪華車的數量已經突破100輛。山西煤老板邢利斌送女兒的嫁妝中僅法拉利車就6輛。富豪們擁有的房產成百上千套,遍及全國乃至世界各地,而窮人連基本的住房都沒有保證,這樣強烈的對比,讓窮人怎能不憤怒!

畸形的財富分配讓國家失去了前進的動力,社會分層嚴重,且固化加劇,財富流動極不正常。短短數年,這些蛀蟲們賺到了天量財富,讓那些做著實業興邦、科技興邦、教育興邦的“中國夢”的人瞬間心碎。這種畸形的財富分配制度在毀滅了公平的同時也毀滅了這個民族的希望。這片令勤勞的知識分子和實業家屈辱的土地是高官們的天堂!一個勤勞的實業老板辛辛苦苦辦廠一年還不如一個貪官在一個簽字儀式上撈的錢多,他憑什么再去踏踏實實做實業?!

三、中國富豪的階級特色

世界上幾乎所有的國家都有富人階層和窮人階層,所以一個社會出現一般情況下的貧富分化本屬社會常態。而中國社會出現的貧富分化之所以會引起全世界的關注,原因有三:其一是中國富豪的成長速度令人驚嘆。好多國家的富人從起家到成為富豪一般都需要一個家族幾代人的奮斗,而中國造就一個富豪往往只需短短數年;其二是,中國富豪的致富手段基本上是與權力聯姻的非法致富;其三是,很多中國富豪沒有貴族風范,富而不貴。不少中國富豪得不到人民群眾的尊重。

一個體現公平正義的良性社會,不在于社會財富的分配有多么平均,而在于它給全體國民提供的社會機會是平等的。那么,中國的富豪們是如何致富的?他們的致富機會我們老百姓擁有嗎?

中國改革開放以后造就的千萬富翁、億萬富翁們的致富途經主要有以下幾種:

一是靠貪污受賄。一些黨政高官及其親屬,使用手中的權力,賣官鬻爵,大肆受賄,還利用工程發包、政府采購、倒賣批文等尋租機會,在權錢交易中大發橫財,以非法手段攫取國家和集體的財富。目前已經倒臺的“大老虎”“軍老虎”基本屬于這一類。

二是靠黑社會強搶。中國的一些富豪買通地方公安部門作保護傘,勾結黑社會,或者直接組織黑社會,憑借欺行霸市、強搶礦山資源等非法手段暴富。黑龍江黑老大喬四、遼寧黑老大劉涌、貴州“青龍幫”老大趙元良、四川的黑社會老大劉漢等等數不勝數。有的地方老百姓憤言:這里只有黑社會,沒有共產黨!

三是靠走私和偷稅漏稅發財。一些企業老總利用走私、偷稅漏稅、騙取減稅、免稅、退稅,大發橫財。像賴昌星那樣靠賄賂官員走私發家的富豪,全國不知道有多少。

四是靠工程承包中的貓膩賺黑錢。中國的建筑領域是腐敗重災區,從開始招投標到施工監理,再到工程驗收,沒有一個環節不存在貓膩!中國的高速公路工程承包中貓膩大了!河南省交通廳四任廳長接連落馬就足以證明!

五是靠黃賭毒發財。中國的億萬富翁中,有相當一批人是靠組織賣淫、賭博、販毒發的橫財。查查沈陽從開洗浴中心發財的富豪,幾乎個個都是靠組織賣淫發家。湘中第一黑幫老大劉俊勇,在當地有條完整的地下經濟脈絡,從組織賣淫到開發賭場,放高利貸、販毒、串標、工程敲詐、一應俱全。毫不夸張地說,中國的富豪有相當一批人,前身就是社會渣滓,現在也是地痞流氓!

另外,為攫取高額利潤進行的犯罪更是五花八門。諸如:國企老板克扣員工工資,不還銀行貸款,人為制造企業虧損假象,而將大量利潤私吞;金融行業的實權者,利用手中權力制造呆賬壞賬,將國家財富轉移到個人腰包;非法集資,騙取老百姓錢財;企業老板貸款時與金融行業當權者內外勾結,貸取大量資金按大比例給銀行回扣,造成銀行死賬,從而侵吞國家資產;囚禁殘障人做苦役、制造假冒偽劣產品等等。山西黑煤礦老板、黑磚窯老板在掠奪資源的同時,還制造出何等的人間地獄!貪婪、無恥和血腥,在他們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

有學者研究認為,中國大陸的富豪大多是靠權力尋租來斂財致富的,那些依靠知識、技術、勤勞而依法致富的本份的富豪在中國不能說沒有,應該有一些,但為數不多,并不是中國富豪的主流。

試問:中國大陸的百萬富翁、千萬富翁、億萬富翁中有沒有敢于跪在毛主席像前對天發誓,說自己的發財絕沒有違法犯罪記錄,自己賺的每一分錢都是干凈的?!

相信會有一些,但絕不會太多!

中國富豪的形成緊連著血腥的犯罪。臺灣人李敖說:中國大陸的富豪99%都是刑事犯罪分子!這個比例可能說得高了,但中國富豪的收入有相當大的比例是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這是不能否認的事實!

這些富豪的財富受惠于改革開放,但他們致富以后卻沒有承擔“先富幫后富”的責任,而是掀起了規模巨大的海外移民潮。那么,這些富豪為么急匆匆要到國外去?最根本的理由,最見不得人的理由,最難出口的理由就是:他們攫取的財富都來路不正!都充滿暴力、充滿血腥、充滿欺詐、充滿腐敗!富豪移民根本的原因就是逃罪!就是逃脫人民的制裁!

中國富豪階層還有一些共同特色,這些相似點決定了他們很難得到人們的尊敬。

第一,一富就移民國外。中國富人移民數量在全世界第一。為何中國富人熱衷于移民?有各種原因,但主要原因是因為沒有安全感。因為近30年成長起來的富豪,多半都和權力直接間接聯姻過。因為他們大多通過勾結權力掌控資源而一夜暴富,所以他們覺得權力也可以讓他們的財富一夜歸零。

第二,一富就驕奢淫逸,生活糜爛。有太多的富豪在養情婦,包二奶,擁姬抱妾,破壞社會倫理道德。

第三,富人階層違法犯罪率高。中國富人不是遵紀守法的楷模。中國富人的發家史多數涉嫌違法犯罪,清清白白賺到億萬身家的富豪,中國很少。

第四,一富就炫富。建豪宅,開豪車,擺闊氣,講排場,揮金如土。

中國的富豪并未因為獲取了巨大財富而得到社會的尊重,他們不僅在老百姓的心里沒有地位,甚至遭到老百姓的蔑視。在地方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隊伍里,我們看到了很多富人和老板,他們有了政治身份和社會地位了,可是仍然不能得到社會的尊重。為什么?因為他們可能是品行惡劣的富人!可能是致富手段不堪公布的老板!

中國大陸的富豪階層成了藏污納垢、滋生腐敗的土壤。每抓起一個腐敗的高官,背后都牽連幾個富翁;每逮住一個犯罪的富翁,總要帶出幾個腐敗官員。所以,中國富豪階層的構成基本上是貪官和貪官的親信。到了本世紀的前10年,中國大陸黨政官員腐敗已經成了全社會的惡性腫瘤,貪官已成為全社會的眾矢之的,以致妓女們都會公開對警察說:我不偷不搶,不貪污不受賄,我以自己養自己,我比貪官們高尚多了!你們為什么抓我不抓貪官!?小偷們也公開對警察說:小偷當然應當受到鄙視和懲罰,但“大偷”呢?貪官們可以在一個堂堂正正的簽字儀式上把幾百萬人民幣賺到手里,這些江洋大盜比我們小偷危害大多了,你們為什么抓我不抓他們!?販毒者公開對警察說:“我販毒無非危害到一小部分人,而貪官污吏則是危害到整個國家和整個社會,你們為什么抓我不抓他們!?”嫖娼者也公開對警察說:“貪官們三妻四妾,包二奶,養小三,你們為什么抓我不抓他們!?”

官員腐敗已成為萬惡之源。中國官員的貪賄規模觸目驚心!如果沒有中國官員的腐敗,中國的貧富分化不會這么迅速,也不會這么嚴重。貪污腐敗、貧富分化已使我們到了亡黨亡國的邊沿。

四、第四個30年的目標:建立良性社會

2012年黨的“十八大”以后,中國共產黨昂首闊步跨入了第四個30年。以習近平為核心的新一代領導集體正站在過去和未來交匯點上,承載中國發展的歷史擔當,秉持改革創新的智慧勇氣,力挽狂瀾,重拳反腐,揪出了成千上萬的貪官污吏和黑心富豪,把他們的非法財富又收繳國庫。4年多來,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令計劃、蘇榮等上百個“大老虎”接連落馬,100多萬貪官因違紀違規受到組織處理……反腐敗斗爭壓倒性態勢已經形成。這次反腐敗的洪流比中國歷史上任何一次反腐敗都更加波瀾壯闊,洶涌澎湃!

但是,反腐也衍生了新的社會問題:如經濟增速放緩;各級干部懶政;富人藏富,擔心自己的財產安全,害怕財富被洗劫;企業家觀望,束手束腳,缺乏安全感,對未來沒有明確穩定的預期;精英階層找不到方向感……

風云際會,滄海橫流。面對新的30年,中國共產黨既擁有前所未有的機遇,也面臨空前繁重任務,遭遇著全球深度嬗變的激蕩格局。盼望中國共產黨在新的30年里,致力于“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對過去那三個30年認真反思和總結,在反思總結的基礎上,提出具有一種超越性的理念。這個理念應當體現出13億人利益的最大公約數,應當體現出人類進步的共同方向。從而建立一個體現公平正義的良性社會。

那么,什么樣的社會才是體現公平正義的良性社會呢?

體現公平正義的良性社會,國人獲得的社會機會應該是平等的。貧與富是不能固化的,一定要建立起貧與富的社會階層間合理的流動通道。要讓貧窮的社會下層人們通過自己的才能和努力流向富裕的社會上層,也要讓平庸而又懶惰的社會上層人們自然流向社會下層。這種機制能有效地激發人的積極性和開拓進取精神,給社會系統注入活力,從而推動實現高水平的社會和諧運行。

一個體現公平正義的良性社會,既不能以“革命”的名義隨便洗劫富人的財富,也不能以“改革”的名義縱容一部分人依靠坑害國家、坑害集體、榨取窮人血汗而非法致富。

一個良性的社會,既不能讓權力兌換財富,也不能用權力洗劫財富。

一個體現公平正義的良性社會,不能靠“殺富”來“濟貧”,也不能靠“坑貧”來“致富”,不能靠“洗劫財富”來調節貧富差距。當然,如果富人的收入是靠違法犯罪、雞鳴狗盜得來的,那么,他們的財富中有一部分就是國家和人民的,我們對他們食其肉寢其皮也是理所當然!

社會財富分配的絕對平均主義不是良性社會。一個社會中如果廣大國民不敢致富、不愿致富、羞于致富、懶于致富、嫉妒致富、敵視致富、仇恨致富、甘于貧窮、安于貧窮、樂于貧窮,那只能是一個運行動力不足的社會。

在法律的意義上,在人格的意義上,人人都是平等的。這當然沒錯。但同時我們得承認,不同人的能力是不一樣的。一個良性的社會得讓最能干的這些人為自己爭取到更多物質收益和社會榮譽,同時也為社會做出更大的貢獻。當然同時要規范他們,使他們的致富行為不能越出法律的軌道。

曾經有一個口號:不尊重企業家的民族是一個悲哀的民族。憑自己的勞動合法合規地富裕起來,不僅無可非議,而且更應該提倡和支持。不管是企業家還是個體勞動者,不管是工人還是農民,只要他的收入是合法的,這樣的收入就應該得到社會的承認;如果他為國家稅收、為公益事業做出了貢獻,他就理應得到全社會的尊重!我們要營造這樣一種氛圍:保護合法收入,尊重所有用誠實勞動富裕起來的人。我們應讓勤勞致富者理直氣壯!我們應讓勤勞致富者自感:我的收入是正當收入,我怕誰!只有這樣的氛圍形成了,大家才能理直氣壯地追求富裕。憑什么保護合法收入?法治!

在一個體現公平正義的良性社會里,我們的執政黨和政府要鼓勵我們的企業家要有歷史擔當和家國情懷。一個偉大的企業家要有對國家民族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企業家當然要掙錢,但不能僅僅為了掙錢。要鼓勵我們的企業家多一點以實業報國的高尚追求,多一點對天下蒼生的悲憫情懷,多一點憂國憂民的憂患意識,多一點強國富民的胸襟抱負。要鼓勵我們的企業家做一個對國家對歷史有貢獻的、受人尊重的民族精英,不要讓我們的企業家成為只知道損公肥私、損人利己的奸商和錢大氣粗的土豪。我們應當鼓勵像邵逸夫、比爾·蓋茨那樣的企業家。如此,也就會使我們的企業家成為受人尊重的社會群體。

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貧”,不是良性社會的標志;“富”,也不是良性社會的標志;“平均主義”,不是良性社會的標志;貧富分化,更不是良性社會的標志。尤其是當富人是靠權勢非法致富,用一部分的富裕,埋葬多數人的理想與信仰,那更是惡政社會!

追求富裕,是一個健康的社會中全體社會成員奮斗的原始動力。假如不是為了致富,九江的橘子不會源源不斷地進入上海的大街小巷;假如不是為了致富,河北的農民不會三更起床帶著雞鴨奔赴北京街頭;假如不是為了致富,上海人不會離開繁華的南京路跑到黑龍江去合資辦廠;假如不是為了致富,自由市場上就不會有成千上萬的小商小販的奔走叫賣。所以,你要想讓人努力創造社會財富,你就得讓人們自覺自愿地把自己的潛力、能力、創造力統統釋放出來,讓人們自覺自愿地把血汗統統揮灑出來。這就是市場經濟的“利益驅動”理論。一個健康的社會,一個體現公平正義的良性社會,就應該是這樣一個既能抑制非法暴富又能體現多勞多得的充滿經濟發展活力的社會。

一個良性的社會,應該提倡為弱者付出。評價一個國家的發達程度,判斷標準不是強者的高度,而是弱者的地位。為弱者付出,就是社會強勢群體為弱勢群體買單。反之,由弱者為強者買單,則是社會不發達的表征。為弱勢群體付出意味著整個社會的精神升華。當整個社會的強勢群體涌現出大量愿意不計成本服務社會的弱勢群體時,這個社會必定是良性社會。

2008年7月10日上午,鄭州市伊河路與文化宮路交叉口東一家雙匯連鎖店內,巡警抓到一個小偷,這個小偷是中年女子,偷竊很特別,她進店轉悠了有十幾分鐘就出來了。當走出門時,店員看她褲襠鼓囊囊的,就跟過去拉住了她,并把她扭送到公安局。經民警調查得知,該女子是位母親,孩子在高中上學花了好多錢。她說家里很窮,孩子已經兩個月沒吃過肉了,又沒有錢買,但還很想讓兒子回家能吃好一點,才想去超市偷這些東西。就這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原因,讓她當了一回小偷。怕自己被曝光后,兒子沒辦法正常生活她用撞墻來“反抗”。

這個發生在鄭州的令人心酸的故事,讓我想起了一件發生在美國紐約的一個故事。1935年,時任紐約市長的拉古迪亞曾在紐約貧民區的一個法庭旁聽了一樁面包偷竊案庭審。偷面包的是一位老太太。在法官問老太太是否愿意認罪時,老太太囁嚅著回答:“我需要面包來喂養我那幾個餓著肚子的孫子,要知道,他們已經兩天沒吃到任何東西了。”法官說:“我必須秉公執法,你可選擇10美元的罰款,或是10天的拘役。”10美元的罰金絕非這位窮苦老太太所能繳納,因此她只能“選擇”拘役。

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審判結束后,身為紐約市長的拉古迪亞從旁聽席上站起身,脫下自己的帽子,往里面放進10美元,然后面向旁聽席上的人說:“現在,請每個人另交50美分的罰金,這是我們為我們的冷漠所付的費用,以處罰我們生活在一個要老祖母去偷面包來喂養孫子的城市與社區。”在場的每個人都默默地捐出50美分。令人欣慰的是,在情感與法律的博弈中,警察選擇了“無罪釋放”,超市選擇了不加追究,而全社會選擇了無語的同情!

這個事件說明:要建立體現公平正義的良性社會,必須大力提倡和鼓勵強勢群體向弱勢群體付出。

進入新世紀以后,由于貧富分化的加劇,部分人們開始懷念毛澤東時代,由此產生了一種濃濃的“毛澤東情結”。這是人們對貧富分化不滿的曲折心理反映。只是他們沒有別的思想庫,對現實強烈不滿時只能通過向后看尋找解決辦法。解決現存社會問題的良方不是回到毛澤東時代,而是要吸取發達國家的現代治理經驗和技術,借鑒世界文明的先進成果,真正做到“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建立一套科學、理性的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把中華文明推向一個更高的境界。

無論我們國家的歷史怎樣的曲折和坎坷,國家的進步,社會的發展都是不可抗拒的客觀規律。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國歷史的巨輪雖然經歷了迂回與顛簸,但仍將滿載十三億人民的希望,乘風破浪,向著體現公平正義的良性社會,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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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羅飛 | 已閱讀10676次 | 聯系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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